冯绍雷：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准，引导全球稳健转型

【导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际（3月20日）在俄媒体刊发的署名文章中提到，2013年3月，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人类文明共同体”理念后，“又相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实践路径，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提供了中国方案。”

自3月23日起，文汇讲堂陆续刊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列谈”，邀请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聚焦外交领域重大事件，以专访和署名文章的形式，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度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对中国特色外交和世界的意义。刊发后受到好评，感谢所有供稿学者和受访学者，贡献了你们的思想和见解。

(资料图)

第十篇为署名理论文章，也是本系列收官之作，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

面对动荡中的世界，近年来一些学者提议，从全球转型的视角来把握这一宏大而又复杂的过程。所谓“全球转型”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把全球转型过程看作为一个过程。也即，从西方主导的殖民时代，逐步过渡到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并存，然后，在新旧交替中走向一个 “去中心化”或者“多力量中心”的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其二，之所以称为“全球转型”，是因为，“转型”实际上是发生在各个国家内部，发生在各个区域，同时也发生在整个国际社会层面，而各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政策与战略乃是这三个层面之间的纽带。这是一个在上述三个方面互相激荡、但又互相制约的整体而大体同步的全球性“转型”进程。

与历次战争推动全球转型不同，本次转型各方都在积极延续其和平方式

当下的变乱世界，其实质就在于面临着这样一个急剧的全球转型过程。但是，与历次全球转型比较，这次全球转型又不一样。无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即主权国家体制第一次诞生；无论造就所谓“欧洲百年和平”的1814年维也纳大国协同格局确立；也无论1918年凡尔赛体制、尤其是运行至今的1945年雅尔塔体制的问世，历史上每一次具有全局意义的国际新秩序问世，都是由全面战争的胜负结果所决定。但是这一次在冷战终结之后的全球转型，三四十年来，大体上是发生在总体和平的背景之下。尽管人们担忧出现在乌克兰的冲突是否会演变成为一场全面战争，但是，可以明显察觉的是，人们正在以极大努力，争取延续当下的全球转型以和平方式推进，尽可能避免重蹈全面战争的历史悲剧。

能不能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实现持续和平的全球转型呢？没有任何人能担保，在利益分殊、观念各异、危机频发的时代，这样千载难逢、史所未见的大好事会从天而降。也不应该在一个科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人文变化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年代，对于任何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都高枕无忧。尤其是在和平条件下的秩序转型，无论胜负还是利益与空间关系都不似战争条件下的杀伐决断、界限分明。如斯大林所言，战争条件下，坦克开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建立自己的制度。和平条件下的秩序更替，需要花更多时间，需要协调远为复杂的利益关系，更需要以富于创意的制度构建去创造一个新世界。事实表明，当代的全球转型，不仅需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才能行稳致远；也不仅需要以实力相抗争，才能赢得实现共同抱负的机遇，而且，更要以共同的价值目标，方能引领变局。

冷战结束后三四十年中，各种危机酝酿了各方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需求

返顾冷战终结以来这三四十年的经历，可以发现，对于一种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吁求，乃是在全球转型艰难复杂进程中——尤其是在应对一系列危机过程中——自然而然所产生的普遍需求。

上世纪末的90年代后半期，东亚地区与俄罗斯所共同经历的1997-1998年金融危机，导致世人对冷战终结以来的转型模式产生了新的认知，人们开始探索超越“华盛顿共识”，寻求更适合于非西方世界的改革与发展道路。大体同时的北约东扩和稍后的科索沃战争，又使得人们警觉：传统的现代性争议中的“安全缺失”是一个严重问题，无论是区域、还是全球层面上的安全结构问题若不解决，人类将导致灾难。这是全球转型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段。

到了新旧世纪之交，一边是“9.11”事件突发，美国以此为由，通过发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包括而后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在新保守主义观念引导之下，大力推动霸权扩张。而另一边则是欧盟与欧洲货币体系的诞生，在西方内部开始出现了潜在的挑战者，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共同推动之下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表明了新兴国家要求对区域和国际事务表达自己的诉求。当时，按照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米切尔·麦克福尔回忆录中记载，白宫内部整天讨论的问题已经是“中国崛起是否已经构成为美国的挑战”。但因“9.11”事件背景之下恐怖势力的共同威胁，大国间合作大体上还居于上风地位。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东西方大国还是能通过对话与合作，以G20的方式更新国际治理体系，使得人类度过了这一场危机浩劫。

到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阿拉伯之春”为开端，紧随其后的是叙利亚战争。2014年爆发第一次乌克兰危机，这预示着发生在东西方大国之间、并且是具有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博弈多重性质的深刻危机开始弥漫。2017年特朗普执政，公开将中俄视为战略对手；以中美贸易战为肇始，中美关系急剧波动。但是，也正是在危机丛生、波谲云诡的这一阶段，2012年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国际倡议，2014年乌克兰危机事发，中国提出了这场危机自有“复杂历史经纬”的论断。这一系列立场的宣示，实际上，已经为而后在这场全球转型中的中国立场的展现，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2020年至今的“惊涛骇浪”中，中国推动的两轮全人类共同价值外交实践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国际局势随之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先是特朗普与拜登前后相继的对华全面打压，后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全面升级，继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金融、能源、安全伴随着疫情的多重深刻危机。正是在这样的全面危机形势之下，2022年12月23日，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不仅仅是思想与理论原则的提出，而且伴随着在危机条件下的一系列十分重要、但又非常艰难的外交实践。实际上，在2020年全球疫情、大国关系激变，而后的乌克兰危机升级的全面危机背景下，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之下，曾经出现过两波国际合作的重要努力。

第一波高潮出现在2020年末，尽管一边是印太同盟、五眼联盟之类的打压，但是，在中国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的背景下，RCEP这个世界体量最大的区域合作协议签署启动，紧接着，在2020年年底之前两天，中欧投资协定得以签署，并且中国正式提出加入CPTPP的努力。

第二波高潮，出现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后，直至当下。面临前所未见的全面危机，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目标，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准，通过推进全面系统的“大国外交”，为摆脱全局危机，维护共同安全与发展找出路。

在这一波“大国外交”推进中，人们看到随着欧洲领导人相继来访，一个希望在大国纷争中具有自己独特利益与立场的欧洲国家群体正在逐步呈现。人们看到中国国家元首首访俄罗斯，不仅稳固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而且为劝和促谈开启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人们也看到周边国家领导人与中方的紧密互动中，显现了与中方紧密合作，不愿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的独立自主的普遍立场。包括在这一波“大国外交”运作中，我们看到的是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高层领导或是亲自到外地陪同外国元首，或是亲自陪同来访的重要领导人同乘高铁，既推动深入交流，也竭尽大国之礼仪。

尤其值得强调的一个重要现象，最近一段时间来，尽管美国竭尽全力搅扰全球局势，打压新兴国家，但是不光中方推动实施了沙伊和谈，赢得全世界舆论的称赞；而且，中方在欧洲危机中劝和促谈的同时，也努力推动包括两岸局势在内的亚洲形势缓转。这两波在国际危机形势之下推动和平与稳健转型的努力，势必在全球转型的漫长进程中留下深刻印痕。

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与传播的基础：多极多样多元发展态势、青年一代选择

问题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原则为什么在今天危机重重的形势下，能够得到推进与传播？

在我看来，第一，无论与一战、二战之前的国际危机年代，还是与冷战高度对抗时代相比较，当今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世界各国都难以彻底阻断由全球化所构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体系。最鲜明的例证乃是，尽管这一体系已经受到很大破坏，但美国旨在通过对抗围堵与被视为竞争对手的中国彻底脱钩，结果却是2022年中美贸易反而达到6千多亿美元，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第二，由全球化所伴生的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也是“全人类价值标准”所依赖的基础，在全球转型的背景之下是否将能长期持续，这虽然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但世界秩序演变的历史证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按照基辛格所说，这是“欧洲内部的多元化”；1814年维也纳体系所昭示的是一个大体维持欧洲百年和平的“大国协同秩序”，而这些大国是来自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建构；1945年的雅尔塔体系，更是一个由不同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性质的大国所组成的国际体系，经历了冷战两极对抗和冷战终结后一度美国称霸，正在加速朝向一个多极、多元、多样的新世界行进。在这样一个多元、多极、多样发展态势的重复出现的历史逻辑之下，我们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化与推广充满信心。

最后，国际政治既是当下话题，更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年轻一代的命题。最近，我读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所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最年轻的Z时代与千禧一代美国青年人，与较为年长的美国人相比，更多质疑美国的全球参与，尤其是不愿支持有军事政策主宰的外交政策。甚至，最近的一些国际研究表明，中美两国年轻一代在超越意识形态处理相互间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共同兴趣。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研究、实施、推广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角。

本来，当今时代已经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时代，也不是一种文明更替另一种文明的时代。当代的全球转型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推动与引领。

作者：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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