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中国特色”助力非洲工业化

作者：唐晓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二十一世纪，非洲重新规划了工业化路径，制订了雄心勃勃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2001）、“非洲加速工业发展的行动计划”（2007）、《2063年议程》（2015）等，旨在推动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然而目前为止，这些新举措的效果都乏善可陈。虽在过去二十年中，非洲制造业的绝对产值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增长，但与亚太等其他地区相比仍显增速缓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非洲工业化的最大挑战在于缺乏系统协调。当今制造业分工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远超以往。现代工业环环紧扣的合作体系意味着每一个相关方都必须及时、精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任何一个部门、个人乃至机器部件的缺失或延误都可能导致整个制造体系的停滞。另外，巨大的物资交换和劳动力流动也对基础设施和综合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现代工业的发展不能单靠个别企业或部门，而是对一个国家生产和流通能力的全面考验。

非洲长期以来一直是其他工业化区域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大多数非洲国家没有完整的工业部门，即使是现有的工厂，也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零部件。当地的电力水力供应也往往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生产需要。交通设施简陋失修、行政低效和地缘政治复杂，导致非洲内外物资交换流通不畅。而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系统培训，工人的专业技术水平与管理者协调统筹组织的能力也有待提高。这些因素在多个层面上制约了专业化和多层次的分工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与世界其它地区工业部门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针对非洲工业支撑体系和物流互联互通的主要障碍，中国在非洲推进产能合作项目时提出三项特色举措。

首先是建设工业园。为了保证快速顺畅地进行规模化工业生产，中国一些企业在当地投资建设了多个工业园，通过引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纵向配合，或提供基本设施与服务，促进相似产业横向集聚。例如，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设立了谦比希中赞经贸合作区，对在当地开采的初级矿物产品进行深加工。入园企业大多为有色集团下属企业，覆盖了铜、钴等资源的采选、冶炼、加工等环节。也有几家中国民营企业和当地私人企业提供机修、后勤等配套服务。

第二大特色是基础建设与工业投资联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难点在于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非洲经济落后，投资难以收回，甚至不足以维护设施。有鉴于此，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谋划与基础设施联动的工业项目，以提高基建的的效用和收益。以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为例，中国政府引导企业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同产业园区、经济特区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建成沿线产业带，形成大型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国招商局也参与了吉布提新港口的建设，旨在大幅提升港口吞吐能力，以应对新铁路不断增加的货运量。

第三，中国在非洲的工业投资注重生产适合当地市场的产品，从而能与当地的发展水平更好融合，形成持续性的本土工业化动力。有经济学家曾预言，非洲会像亚洲国家一样依靠人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通过出口加工来引领工业发展。然而在实践中，当出口订单来到非洲工厂后，由于缺乏配套供应商和服务商，且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配件、机械备用件等诸多物资都需要进口，加之非洲行政管理拖拉、交通设施拥堵、物流不畅、汇率不稳等诸多顽疾，订单的质量与时效难有保障。

相比之下，在非洲能站稳脚跟、长期经营，甚至能带动当地企业共同成长的的中国制造商，大多都着眼于非洲国家本土市场，其生产、供应、分销渠道等环节和客户都扎根在非洲。

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并非重复以往“进口替代”政策的结果，而是一种市场行为，其主要特征是发掘从前被忽视的非洲市场需求，从而占据细分领域。由于非洲市场体量小且较为偏远，往往被跨国企业所忽视，出口到非洲的产品价格贵、款式老，很少关注当地消费者的特殊需求。

得益于中非日益紧密的双边经贸联系，中国企业敏锐地观察到了非洲市场的成长新动向，在当地设厂生产建材家具、塑料制品、食品医药、服装鞋帽等生活类工业品，不仅显著节省了运输成本，而且产品针对性、时效性强，能根据消费者的需要及时调整产品性能，跟上市场潮流变化。因此，这些“非洲制造”产品并非简单替代了进口产品的存量，而是填补了市场的空白，成为市场的增量，为市场注入了活力。

图片来源：新华社

西方在非洲工业化问题上始终持有居高临下的姿态。欧美工业化国家无论作为曾经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还是作为当代的援助国，总是以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标尺批评非洲的落后，并强制非洲国家模仿欧美模式。

中国通过自己的摸索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工业化路径，因此对后发的非西方国家面对工业化挑战时，其矛盾而复杂的转变过程与动力根源，拥有和欧美不同的认识。中国对在多样独特的国情环境中用何种方式实现转型目标持开放务实的态度，鼓励非洲伙伴自主探索道路，坚持各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态度展现了中国对非举措独特的有效性与灵活性。

（来源：：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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